1975年、1978年两部宪法中都规定了罢工权。

其中有多方面原因，包括自首、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运用不够规范。数据显示抢劫罪的缓刑率稍高一些，但最高也只有33.9%，仍然远低于贪贿犯罪。

2002――2007年，内蒙古全区全区刑事案件不起诉率为4.6%，无罪判决率为0.5%。与几种典型的普通犯罪相比，盗窃罪的缓刑适用率最高只有15.7%，最低只有9.5%。加之贪贿犯罪者的特殊身份有时也会给办案人员带来心理压力，办案人忌惮于某些因素。实现打击职务犯罪方面的司法公正，需要三个方面的努力：一是检察机关应当确实承担起对职务犯罪的侦查起诉的责任，不能以纪委交办为主，而是要认真对待群众举报、主动通过监督机制发现犯罪，更不能对已经发现的犯罪视而不见。对贪污贿赂犯罪打击不力，是全社会有正义感的公民们长期以来非常痛恨的时弊。

三是其他因素的干扰包括：辩护人不端介入、单位袒护、家属活动。最高院有关负责人说：近年来，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缓刑、免予刑事处罚等轻刑适用率偏高的趋势。而腐败案件的出现则往往是监督不力的结果。

我承认，不是因为司法改革增加了司法腐败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忽略司法监督的司法改革没有制止可以避免的司法腐败。但是有人反对说，司法不公的根本问题是司法不独立，对我的三点看法，贺卫方先生不同意，都是他不大赞成的观点（《司法改革的方向何在》，经济观察报，2008-08-31。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解决法官腐败问题，不仅高估了群体的人性，也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智商。其实，在10多年前，龙宗智先生就曾经提出这个看法：司法独立的确立以法院的理性化为前提，司法独立的程度应当与法院理性化的程度相当，至少不能有明显的不协调。

）追求片面的司法独立，甚至于对中国司法改革轻监督和制约的现实也视而不见。2008年5月26日下午，崔某在自己的办公室向魏某宣读判决书。

当晚，魏某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向欠款人收款，却一一遭到拒绝。在社会监督过程中，不仅实现了个案的公正，而且人民的政治参与、言论自由意识也提高了，不少普通百姓，通过一个案件，也学会面对媒体、甚至于可以开新闻发布会了。我个人接到不少法官的信件，称不喜欢制约这个词。孔子说，苛政猛于虎，苛政可以杀人，没想到，在奉行法治的当代中国，却让无法考证的古代故事变成了残酷、恐怖的现实。

（不走回头路，2008年07月13日，经济观察报。让他们珍惜自己的职业前途，看重自己的社会评价，从而形成一个把名节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群体。我非常同意，只有加强制约监督，才有实现司法独立的可能。（龙宗智 李常青：论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，载《法学》，1998年第12期。

中国的法院，笑话不断、丑闻不断，令人震惊、令人愤恨，多年来，先是三盲院长、舞女法官，后是最高法院副院长面对死而复生的被害人（被冤枉的佘祥林的妻子）说案件最终得到了平反，说明我们的司法是公正的，湖南省高院院长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先后因贪污受贿被查处，武汉中院连续两任院长、安徽阜阳中院连续3任院长因腐败案下马，深圳中院、武汉中院法官腐败窝案，如此等待。本以为法院最近可以有一段时间不让人震惊，但最近，居然出现腐败法官让人绝望自杀的事件。

在主管副院长等法官的劝解下，魏某被其妹妹领回家后不吃不喝，只是一遍遍地看着那些判给她的欠条欲哭无泪。）承认当代中国法官群体积弊丛生，缺乏社会认同，需要加强制约，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人的拒绝。

）张志铭也非常清醒的看到了这一点，他说，一个积弊丛生，缺乏社会认同的组织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地位，即使获得也不能持久。进入 高一飞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专横司法最应当监督的不是法官，而是党政机关。所以，强调对司法的监督，不仅有维护司法公正，防止司法腐败的意义，而且对公民社会的建立、政治民主的推进的潜在意义也不可低估。）追求片面的司法独立，甚至于对中国司法改革轻监督和制约的现实也视而不见。但是有人反对说，司法不公的根本问题是司法不独立，对我的三点看法，贺卫方先生不同意，都是他不大赞成的观点（《司法改革的方向何在》，经济观察报，2008-08-31。

让他们珍惜自己的职业前途，看重自己的社会评价，从而形成一个把名节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群体。他们认为对于过去司法改革的效果到底如何，我们缺少实证的研究来证明，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，案件的处理有什么样的区别。

中国的法院，笑话不断、丑闻不断，令人震惊、令人愤恨，多年来，先是三盲院长、舞女法官，后是最高法院副院长面对死而复生的被害人（被冤枉的佘祥林的妻子）说案件最终得到了平反，说明我们的司法是公正的，湖南省高院院长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先后因贪污受贿被查处，武汉中院连续两任院长、安徽阜阳中院连续3任院长因腐败案下马，深圳中院、武汉中院法官腐败窝案，如此等待。进入 高一飞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专横司法 。

）张志铭也非常清醒的看到了这一点，他说，一个积弊丛生，缺乏社会认同的组织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地位，即使获得也不能持久。）我想问一下贺卫方先生：象这样导致当事人绝望自杀的案件，是司法不独立造成的吗？在我看来，对司法如何制约的问题可以再去研究，但司法要独立，必须要先有制约的立场却不容置疑。

二是法官群体内部，由于群体本身的复杂性，一方面是很多无权势的级别较低的法官工作压力大、权力小而腐败较少，觉得社会对法官群体的评价不公平，从而对司法制约与监督抵触。魏某得知判决结果气愤不平，认为崔某收了自己的钱，吃了自己的饭，但对自己和王某的共同财产分割却很不公平，而且只给自己判了一些欠条，于理于法都不合适，当即在崔某的办公室内哭泣吵闹，并拒绝接受该判决。我们可以想象的是，无论哪个民族，都产生不出一个这样的高贵而高尚的群体，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是适应任何时代的任何人的。在甘肃金塔县魏某离婚案中，没有人干涉办案法官的司法独立，真正缺少的恰恰是监督，我们要问：在这样一起案件中，党的监督、检察监督、人大监督、媒体监督都到哪里去了，依法自觉全面地接受社会监督，是审判权正确行使的重要保障，也是人民法院为人民司法，对人民负责的重要内容。

（龙宗智 李常青：论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，载《法学》，1998年第12期。最近，最高法院出台第三个《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》，在推出了一系列完善司法体制和程序、保障司法独立的机制的同时，特别强调监督，要求改革和加强人民法院内部监督和接受外部监督的各项制度，完善对审判权、执行权、管理权运行的监督机制，保持司法廉洁。

而腐败案件的出现则往往是监督不力的结果。我非常同意，只有加强制约监督，才有实现司法独立的可能。

）承认当代中国法官群体积弊丛生，缺乏社会认同，需要加强制约，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人的拒绝。在主管副院长等法官的劝解下，魏某被其妹妹领回家后不吃不喝，只是一遍遍地看着那些判给她的欠条欲哭无泪。

致使深感绝望的一名女性当事人服毒、自焚身亡。另一方面，掌握司法真正权力的既得利益法官群体，则别有用心的以片面的司法独立作为司法专权的挡箭牌。二者都反感司法制约和监督。当然，这些不合基本逻辑的说法是不值得一驳的。

（张志铭：当代中国的司法独立问题。我承认，不是因为司法改革增加了司法腐败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忽略司法监督的司法改革没有制止可以避免的司法腐败。

）去年，我与法学界的一些人士进行了一场司法改革方向之争，我提出：自1999年第一个《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》以来，中国司法改革已经走过了近10个年头，虽然司法改革取得较大的成绩，但司法改革在方向上的失误还是很明显的，表现在重体制改革而轻程序改革、重法官业务素质而轻道德素质、重司法独立而轻司法制约，正因为如此，中国司法的水平和效率虽然提高了，但司法腐公正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，由于司法业务范围的扩大，人民群众的感受反而是司法腐败越来越严重。其实，在10多年前，龙宗智先生就曾经提出这个看法：司法独立的确立以法院的理性化为前提，司法独立的程度应当与法院理性化的程度相当，至少不能有明显的不协调。

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解决法官腐败问题，不仅高估了群体的人性，也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智商。由于司法独立意味着保证法官的自主性及其自由裁量权，如果法院理性不足，缺乏合格的法官与公正的程序，司法的公正受到普遍的质疑，司法的独立性的增强可能造成法官擅权，专横腐败的灾难性后果。